11月22日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彭凯翔教授于我院四楼研修室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题为“崇祯十五年借兑客标考——兼论明清之际的南北银流与军事财政”的讲座，李义琼副教授担任主持，相关专业八十余人到场。
讲座伊始，彭凯翔老师围绕“崇祯十五年借兑客标”的缘起展开详细讲解。他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的一份奏折为引，细数背景，讨论“借兑客标”之概念。紧接着彭老师剖析了崇祯借兑史事方面的决策、执行和成效等内容，他认为借兑虽对现实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并未给晚明政局带来较大影响。
彭凯翔老师借讲述奏折建议的由来引出论题——晚明的理财之计。他从传统思路和另类思路两个角度出发，深入浅出地由大一统国家财政运作的发展，论及借兑到“兑会”的转变过程，并敏锐地抛出“即使条件成立，崇祯年间财政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这一疑问。为此，彭老师将崇祯年间财政与近代英国财政进行对比，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债源于军事压力；他还认为国家公债引起的财政改革可以引导其向现代化财政发展，但明代的军事压力持续时间久且开支高，最终导致国家无法实行改革，因此“借兑客标”无法解决财政问题。
随后，彭凯翔老师运用考据学方法对“客标”进行了系统考证，他首先对其作了概念界定——“客标”即客商标银，而“标银”就是汇运现银。其次，彭老师还剥茧抽丝般地为我们阐述了“标”与汇兑的形成脉络，并提供了大量史学材料佐证，其中松江商人张淇的书信与《云间张氏族谱》能够确定“标期”制度雏形的诞生，而“徐光启家书”更是把汇兑的产生推往万历四十四年之前。
当谈及对“借兑客标”的系统研究时，彭凯翔老师指出，具体事件只有在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才有意义。与此同时，他补充道，明清时期大规模的“借兑客标”使得政府需借助汇兑运行财政，并指出这是典型的“财政嵌入市场”模式。
在提问互动环节，在场学生踊跃发言，现场气氛热烈。李义琼老师表示“收获很多，在材料类型、考据细节方面深受启发”；同学们分别就“会兑制度的建立是否由法律条文确定”“标期、会票形成的材料引证”“南北银流支流汇入”等学术问题与彭凯翔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文：倪 锐 / 图：张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