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晚上，浙江大学汪维辉教授应邀在我院研修室作了一场题为“古今汉语如何表达‘放牧’概念”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殷晓杰教授担任主持，学科教师及硕博士研究生、本科生一百余人现场参会。
讲座伊始，汪老师引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放牧”与“放”的条例来说明围绕“放牛”展开讨论的原因，并指出“放”字应作为重点进行分析。随后，汪老师从历时角度出发，分两部分内容梳理古今汉语中表达“放牧”概念的汉语字词。
第一部分内容主要阐述唐以前“放牧”概念从“牧”到“放”的变化：上古汉语说“牧”，直至唐以前的中土文献依旧以“牧牛”为常，但在先唐翻译佛经中却存在着不同的情况，出现一百多次“放牛”的用例，其义皆为“牧牛”。据此现象，汪老师从三个方面对这些用例作出分析，其一，时代提前，例子众多；其二，可从中略窥从“牧牛”到“放牛”的更替过程；其三，多有异文。总体而言，汪老师认为“牧牛—放牛”在先唐佛经中已经构成一对“书面语—口语”对应词。那么，“放”何时产生了“牧”义？考察《汉语大词典》“放”条并结合佛经用例，汪老师指出，“放”的“放牧”义的产生不会晚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汉语大词典》所引的始见书证大致不差，同时，汪老师通过对用例的分析深有体会地说，研究中古汉语时要充分利用佛经语言。
第二部分内容则聚焦于唐以后{放牧}义词的发展，主要探讨研究中古以后“V放牧/放养（+N禽畜）”表达的新变化。针对这一问题，汪老师提出两个要点：首先，要考察当代方言的共时差异，再进行初步的历时溯源。如唐以后表达{放牧/放养}义存在复杂的“词—义”匹配关系，可将其归结为“同义异词”和“同词异义”两种情况，先就“同义异词”来说，表示“放牧；放养”义的各地方言用词丰富，其来源较为复杂，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解释。其次，要注意“放牧”义词的词义演变途径。方言都是借用其他动词来表示“放牧；放养”义，这与上古汉语有专门动词“牧”形成鲜明的对比，汪老师认为这种差别与社会形态有所关联。随后，汪老师仍以“放牛”为例针对方言中的动词如何获得“放牧/放养”义问题进行讨论，并认为这是一种词义演变现象，可以将其看作修辞义的固化，而其中运行的机制便是“转喻”。同时，汪老师以主要用词“放”与“看”为例，通过对近代汉语阶段情况的梳理，指出晚唐五代起就已经形成了“北（放）—南（看）”的格局，这也是当今方言分布的历史来源。而就“同词异义”来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个方言点中的同词异义，以“看”为典型；二是不同方言点的同词异义，以“放”为典型。内容的最后，汪老师以“放羊”和“放牛”为例说明在“放+牲畜名”这一表达式中有些组合能够产生转喻义，其相关问题也可继续深入研究。
关于考察一个概念的用词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在方言中的分布及二者关系问题，汪老师表示这仍有继续研究的余地，一是个案的增加，选取看似简单的概念深入研究，往往能够因小见大，从而发现其中所蕴含的规律；二是研究的精细化，个案研究需纵横交错，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调查、深入溯源。
讲座尾声，殷晓杰教授作总结性发言，对本次讲座予以高度评价，并分享个人的学习体会与收获，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作汉语史研究，需像汪老师所提倡的，既要有“语言学”的眼光，又要具备“语文学”的功底，方能站得高、行得远；二、语言学论文选题切口宜小不宜大，建议刚刚涉足语言学的研究生多从小题目入手，“小题”大作，因小见大；三、一直以来，汪维辉教授在治学育人过程中坚持学术引领、无私奉献，坚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善于启发、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与研究，本次讲座再次体现了汪老师甘做人梯、金针度人的学者风范。
随后，傅惠钧老师和王文胜老师分别与汪维辉老师进行对话。傅老师说，从修辞语用视角阐释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是汪老师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牧牛”的解释正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非常富有说服力！傅老师目前在研的重大项目就是致力于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的研究，他说在项目申报之初受到汪老师这方面研究的启示，并借此机会向汪老师诚挚致谢。王老师则针对“方言文献记载”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汪老师在讲座中修正自己曾经的观点这一做法表示赞同。
在提问互动环节，在场师生踊跃发言交流，汪维辉教授就“在方言之外，是否能从历代文献中探索近代汉语以来表示‘放牧’义的替换词”“蒙古语中是否也会用相关的词来表达‘放牧’”“‘说’和‘讲’为什么存在南北地域差异，‘讲’的‘谈论’义是否与‘说’有关”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文：周唅暄 / 图：樊润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