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晚，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张伟然应邀于人文学院四楼研修室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题为“禽言诗与生态环境”的讲座。中国史专业胡铁球教授担任主持，相关专业老师和同学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张伟然老师以“禽言”和“鸟言”为切入点，通过阐释二者之间的区别引出“禽言诗”的概念。他谈道，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就周紫芝《禽言》诗作了一条长注，略谓：“鸟言”见于《周礼》的《秋官司寇》上篇，想像鸟儿叫声就是在说它们鸟类的方言土话；“禽言”是宋之问《陆浑山庄》和《谒禹庙》两首诗里所谓“山鸟自呼名”“禽言常自呼”，也是梅尧臣《和欧阳永叔〈啼鸟〉》所谓“满壑呼啸谁识名，但依音声得其字”，想像鸟儿叫声是在说我们人类的方言土语。二者的差别在于是否因声求义，将鸟鸣视同在与人类说话，直接记录成人类语言。在自然环境和生活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的人们将相同的鸟语听作不同的话，并模仿鸟叫声为鸟儿命名，由此引申生发，抒写情感，此即“禽言诗”。
随后，张伟然老师结合自身论证思路就“禽言诗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展开细致讲解。“鸟言”最先出现于北方，如《诗经·周南·关雎》开篇的鸟鸣“关关”；“禽言”则完全自南方新兴，此种差异出现的原因与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由中国历代官话的不同出发，张老师起先设想“唐代鸟说唐代话，宋代鸟说宋代话”，并相继以“人”和“作品”为线索尝试论证，但因唐以前的诗人数量过多且空间信息不明，加之很多作品的写作地点与其所反映的地点均无法确认，因此未能如愿。基于此，他转而从“禽言”和“禽言诗”入手，以布谷鸟和鹈鹕之名源自“布谷”“提壶”为例，指出“其名自呼”是禽言诗兴起的技术关键。而后，张老师详细统计了《历代禽言诗选》中的时代、鸟名和作者籍贯分布等情况，并结合动物地理考察发现，宋代以降北方地区也存在会“说人话”的鸟类，因北方诗人见而未察，故其笔下只有田园诗、山水诗而无禽言诗。其后，他以《冷庐杂识·禽言》中描述布谷鸟鸣的句子为例，点明在永嘉南渡后，北方诗人受到南方地理环境的影响，对环境的感知愈加深刻，视角也由单一视觉扩展到视听结合，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更为亲近。
言及统计方法的运用，张伟然老师提醒道，统计和历史文化地理不能等同，统计常有偶然性，难以阐明真正的因果关系。紧接着，他分享了自身的学术经验：第一，做学问要有好问题，多多关注相关学科或许能打开全新视角和思路，发现更多有价值的问题；第二，好问题应当有好的解题思路，万不可“化神奇为腐朽”；第三，做自己所擅长和敏感的工作，选择与切身经历相关的题目更易深入研究。同学们认真聆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讲座尾声，胡铁球教授对本场讲座予以高度评价并作总结性发言。至提问互动环节，同学们就“‘历史的统计’和‘原生的统计’”“‘零星史料’和‘系统史料’”等问题与张伟然老师展开探讨，收获颇丰。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文：施可翌 / 图：谢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