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上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汉学研究》副主编周阅教授应邀于人文学院儿童文学会议室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题为“中国现代美术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日本因素”的讲座。我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郭晓霞教授担任主持，相关专业老师和同学到场参加。
以清末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为切入点，周阅老师简单梳理了中国美术教育制度的开端。1912年，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1918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参考国立东京美术学校而建立，随着美术专著的译介、美术术语的引进，日本诸多先进的美术经验也被校长郑锦带入中国。
随后，周阅老师指出，美术专门人才的培养亦是中国现代美术制度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丰子恺、陈抱一和徐悲鸿等人曾赴日学习美术，学成归来后便成为了国内美术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肩负着培养中国美术人才的重任，致力于将国内学生输送至日本学习。同时，两江师范学堂聘请了大量的日本教员，设立“图画手工科”，开启了中国的专业美术教育，加速了中国现代美术制度的确立进程。
紧接着，周老师点明了中国现代美术制度确立过程中的另一重要因素——美术展览会。作为现代美术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展览会，同样是在日本的影响下，于中国得到了发展。其中，兼有中日合办与中国自办两种类型，但无论何种形式，都无法避免日本的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日本花鸟画家渡边晨亩是举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他在20世纪20—30年代亲自参与了众多中日之间美术大展的策划和举办。金城也在美术展的举办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提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美术理念，并于1920年创办中国国学研究会，极大影响了民国初期的北京画坛，推进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
周老师特别指出，展览会自第三届起，便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直接援助。此外，日本利用“庚子赔款”资助其在中国的文化活动，试图消弭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反日情绪，以服务于日本的对华政策。可见，在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提供了相当的人力和财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些付出的背后，往往存在着日本政界和军界的侵略意图。
周阅老师强调，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中日之间的美术交流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美术意识的觉醒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日本画”这一概念的产生，不仅具有明显的“欧亚”思想痕迹，而且深刻表露出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国画”的概念也在这时正式产生，这是在20世纪以后王朝向国家变革过程中定型而来的。最后，周老师总结道，无论是思想界还是实业界，现代美术制度的确立都成为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进程中，日本都是绕不开的、复杂的因素。
至现场提问环节，针对“比较文学中的比较问题如何不流于表面和形式”“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学习西方文化后的二次传播，还是只发挥了桥梁的作用”等问题，周阅老师悉心解答，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至此，本场讲座圆满结束。
（文：任元杰 / 图：陈燕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