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下午，浙江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类教指委委员、浙江省中国语言文学类教指委主任肖瑞峰教授应学院邀请，于物电学院报告厅为我院学子带来了“‘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座，相关专业老师和同学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肖瑞峰教授从曹顺庆先生提出的“重写文明史”倡议出发，叩问“重写文学史”的议题。毋庸置疑，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中国文学史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趋势。“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学”成为学者们热议的高频词，内涵不断得到充实、丰富与提升，文学史编纂工作也渐入佳境、高潮迭起。他从文学史教材出发，梳理了融合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新体系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学史”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缺乏明确指向的问题。肖老师认为，“中国文学史”按照时下对“中国”的界定，应当理解为包含汉族与回族、满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史。从这一角度出发，“汉语文学史”是更为契合其内容的。但是，“汉语文学史”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将“域外汉文学史”包含在内。早在唐朝时，中华文明就已经辐射到东亚各国，形成了一个始终处于中华文明影响下的“汉字文化圈”，而这部分汉文学作品应该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随后，肖老师强调，产生于东亚各国近世以前的汉文学作品几乎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仅就其中的日本汉诗而言，据《汉诗文图书目录》记载,从汉诗发轫的奈良时代至汉诗衰落的明治时代，先后问世的日本汉诗总集与别集达769种、2339册。以每册收诗百首计，日本汉诗的总数当远远超出20万首，是新近出版的陈尚君先生集四十年之功编纂而成的《唐五代诗全编》的四倍。这些汉文学作品能否划归中国文学的范畴，尽管学界还没能取得共识,但倾向于划归的中外学者却日见增多。如果学者侧重从语言属性、体裁属性及历史、文化内涵来审视域外汉文学的话，将它认定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分支，在学理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
紧接着，肖老师解释，尽管把域外汉文学视之为纯粹的中国文学未必妥当,将它们直接与传统观念里的中国文学划等号也未必合适，但至少我们也应该把它们纳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范畴，即我们在重写文学史时，应该赋予域外汉文学一席之地，并将它与中国本土文学贯通、联结起来，构成一个相互依托、彼此支撑、不可割裂的艺术整体。只有努力开拓域外汉文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才有可能扩大既有的研究半径，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总体把握和全面观照，最终撰写出一部能横贯与涵盖整个汉字文化圈的中国文学史。从这一意义上说，关注并展开对域外汉文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讲座尾声，现场同学积极提问，肖瑞峰教授就“域外作品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准则”“文学史的编纂方式”等问题为大家答疑解惑。至此，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孙维秀 / 图：张玥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