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晚上，浙江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马俊江副教授应邀于人文学院四楼研修室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题为“诗经时代的植物与生活”讲座，相关专业教师及学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马俊江老师提出了《诗经》不只是“诗”，它也是“经”，而“经”大于“诗”。马老师指出，“经”包含着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准则。《诗经》是中国古代的教科书，教科书就不可能仅是文学。《诗经》接受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转折点。革命时代的文化，讲究的是不破不立，五四颠覆了《诗经》的“经”，而将其还原为“诗”，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也有很多问题值得后辈重新反思。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民间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在学术史上，也将《诗经》的风雅颂简单的等同于民间文学、贵族文学和宫廷文学。而且，这也不仅是区分了不同的文学类型，而是也排列了高下。风诗因为被认定为民间文学而得到张扬，雅与颂则相应地遭到贬抑。风诗，到底是不是民间文学，今天看来也还是问题。而且，文学的好坏高下，只与文学本身有关，与什么文学关系不大。雅与颂，值得后人去深入阅读。五四可以反对贵族文学，但在一个大众文化流行的时代，也许贵族文学更值得关注。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所也”，而一切学问的根基是历史学。历史学讲究考镜源流，而《诗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元典，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也蕴含着民族文化的多种可能性。历史，不是铁板一块，简单说，也有上古、中古和近古的诸多不同。我们讲诗经时代的植物与生活，那也是和宋代以后不同的植物与生活。宋代园艺学发达，甚至可以说，宋代是中国植物独立审美的自觉的时代，宋人讲纯粹的审美，其审美也日趋精致化，但诗经时代的审美，是古拙的，质朴的。审美，也是生活，人的精神生活。《大雅·卷阿》中，诗人的世界是天大地大，歌声嘹亮，还有阳光中高大的梧桐，梧桐上的神鸟。我们的先民，给梧桐以及他们热爱的草木，创造了很多美好的故事。我们今天，还能给世间草木创造一些好故事吗？
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对美的分类，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太沉溺于优美感，而缺乏对崇高的美的热爱。而《诗经》中，不仅有大的男人女人，大的树，甚至，即便是小草，也能唱出大气的歌。读读《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堇菜和苦菜，都是小草，但《绵》里有我们这个民族曾有的大气。马俊江老师否认“中国没有史诗”的说法，中国地大物博，不仅有汉族史诗，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史诗。《诗经》里的史诗是短的，但不是短小，因为它有史诗恢弘气度。
生活，即便外在的生活，也是文化决定的，我们不能以宋代以后礼教的文化想象《诗经》时代。因为，诗经时代是中国的伊甸园时代。《氓》，常被今人解读为“弃妇诗”，而终究《氓》中的女子和礼教时代的女子不同，她还能约会，还能对恋爱的少年说：“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自己决定婚期。即便所谓的被弃，还能掷地有声地说：“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将仲子》中的“畏我父母”，也被常被解读为封建的父母之命之类，其实，不过是恋爱的少男少女自然的心理而已。读读《溱洧》《桑中》《静女》等诗，更能理解《诗经》时代的生活与人。
马俊江老师认为园艺学对于文学作品有着较大的影响，影响着后人对诗歌的理解和想象。诗经时代的植物，基本还是野生的，那时的人们爱的是其用。宋代以后，人们看一棵植物的美，爱其花。而诗经时代，人们爱梅树的果，桂树的皮，兰草的香，芍药的根……所以，诗经中的兰是兰草，不是兰花，梅是梅子树，不是梅花树，赠之以芍药，送的也不是芍药花……后世夸赞人美，会说如花似玉，但在《诗经》时代，恐怕要说“如果似玉”。那时一个用果实表达爱情的时代，“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诗经》时代，还是万物有灵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在草木之上还能看见神灵。所以，也不能按后世乡土中国的生活想象诗经时代。“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也不仅是后世的人面桃花，以花比人，也可能是向一棵树为新人祈福。“扬之水，不流束薪”。后世说一棵树不成材，只能做柴烧，但在诗经时代，薪是献给神的……
现在，很多《诗经》的白话译本，可参考，但不能代替原典的阅读。余冠英、程俊英等先生用民歌体译《诗经》，译得很好，但和《诗经》之诗还是有不同的味道：《诗经》是活泼的，但不轻佻，反而有《诗经》时代的庄严。
讲座尾声，马俊江老师引申出“阅读应该与时代对话”。《诗经》虽是遥远的古歌，但依然能参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并且鼓励同学们要带着多元的文化审美来阅读文学作品。至此，本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胡 莹 / 图：许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