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中华读书报》在“书评周刊·社科”版面刊发了我院古代文学专业葛永海教授的书评文章《重绘中国现代学术史地图的开创之作》。
原文如下：
2023年12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023人文社科好书的评选中，全国17位著名专家学者一致将梅新林、俞樟华等毕十年之功完成的《中国现代学术编年》（以下简称《编年》）列为“特别致敬”之图书。
《编年》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以编年体全面反映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演变历程与成果、系统重绘中国现代学术史地图的集成之作。《编年》分12卷，1800万言，记述了10万余位学者的学术活动与成果，涵盖8万余部学术著作，5万余篇学术论文。鉴于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与世界的重要阶段，也是现代学科分化与走向独立的关键时期，其间造就了诸多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大师，发表了一大批具有世界视野与现代意义的学术成果，非常值得学界对此予以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因此，《编年》的出版，对于系统总结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与重构的历史进程与学理逻辑，推动21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重构基于本土特色而又富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史体系，极具基础性、集成性与创新性之价值。
总体而论，《编年》理念先进、规模宏大、内涵厚重，体例新颖。下面重点围绕该书五方面的学术贡献作简要评述。
一是锚定历史方位。《编年》将中国现代学术演变的历史方位归结为“现代转型”与“走向世界”。一是从“学术”概念史的维度来看，现代“学术”概念经历了中西交融与新旧转型的意义重释；二是从“学术”发展史的维度来看，现代“学术”进程经历了中西交融与新旧转型的体系重建；三是从“学术”研究史的维度来看，现代“学术”史论经历了中西交融与新旧转型的范式重构。正是以上意义重释、体系重建、范式重构三个维度，一同确立了重绘中国现代学术史地图历史方位，也是《编年》的历史逻辑与学理逻辑基点之所在。
二是建构发展模型。此为《编年》的最大亮点之所在。鉴于中国现代学术一直处于历史动荡与战乱年代，政治中心的频繁迁移，学术群体的广为流动，都对整个现代学术的时空坐标与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编年》不仅明确提出了“学术史地图”的核心理念，而且在中西交融与新旧转型的时空坐标中确立了现代学术史的新型发展结构模型：一是北京—上海双都轴心与现代学术的转型（1911—1927年）；二是两京—上海三足鼎立与现代学术的繁荣（1927—1937年）；三是重庆—昆明战时轴心与现代学术的裂变（1937—1946年）；四是北京—南京双都轴心与现代学术的结局（1946—1949年）。在此，《编年》不仅划出了新的现代学术史分期，而且同时也绘出了现代学术史地图，这一融合现代学术时空于一体的结构模型建构，最具“学术史地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意义。作者尤为关注时间流程与空间流向的有机关系：学术圈标志着学术史的空间布局，学术史标志着学术圈的时间演化，只有学术史与学术圈的相互交融方能重现学术史的立体图景，方能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高度完成对学术史的历史还原与重建。所以，这一结构模型的建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学术中西交融与新旧转型内涵与意义的认识，而且可为今后的学术史分期与写作提供新的理论借鉴与范型启示。
三是还原学术生态。从纵向维度来看，中国现代学术群体可以大致按19世纪下半叶前段（1875年前）、后段（1876—1900年）与20世纪初（1900年后）出生的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代的代际兴替；而从横向维度来看，中国现代学术群体以普通学者为基座，然后由著名学者群体中的学术名家、学术大师、学术领袖三个层级，一同构成了一个逐层递升的金字塔结构。其中的学术领袖群体当以蔡元培、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陈垣、郭沫若、竺可桢、马寅初、陶孟和、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等为代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要是由学术领袖与学术大师群体引领并主导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与历史进程。与此同时，《编年》在时间线索的基础上，在不同板块中突出学术史的学者主体性，一是呈现学人间的交往互动乃至批驳褒赞，揭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天才成群地来”的学术生态；二是呈现现代学人出入学政两界的职业选择，揭示中国现代学术与政治、教育等体制机制的深度关联；三是呈现现代学人群体的动向，不但揭示学术史的潮流所在与人心所向，更是充满敬意地描绘中国现代学人的精神风貌。
四是总结精神谱系。在那个充满血与火的特殊年代，绝大多数学者都曾经历了特别严酷的生存考验，包括频繁流动、生计困难、死亡威胁、政治分化、精神洗礼。然而就在其间短短的近四十年中，不仅有一大批学术名家、大师与领袖成长起来，而且竟然有8万部著作以及海量论文问世，可见现代学术群体为此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其敬业精神与人文情怀令人肃然起敬。尤其在抗战期间的颠沛流离、生死磨难中，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以笔为枪的爱国志士，他们纷纷自觉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或直接奔赴战场，或以学术抗战，充分彰显了现代学者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试举《编年》所展现的两个典型案例：1942年“太平洋战争”战火燃起，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与林嘉通、陆志韦、赵紫宸、洪业、邓之诚等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张东荪抱定“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在狱中自戕4次，并与日本看守撕打，不屈服日寇的暴行；1945年初，日夜期盼抗战胜利的北京大学教授马裕藻在病榻上听到隆隆炮声，喃喃地说：“天快亮了，天快亮了。”然而，就在距离抗战胜利仅有四个月之时，马裕藻带着巨大遗憾与世长辞。这些“仁人志士”，永远值得我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概而言之，这一特定时期的精神谱系正是由“使命意识、民族气节、敬业精神、人文情怀”四大要素构成。
五是创新编纂体例。《编年》以“编年”为主体框架，每一年又都分为六大板块：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学者生卒、学术评述，并且以按语的形式，随时补充相关的内容。六大板块的设立，首先是在编年的框架中，突出学术史的主体——学者和学者群体；其次是在编年的主线外，高度重视现代学术地图的时空交融形态与演变；再次是通过按语的提示，为学术史增加了很多重要历史细节；最后是每年增加学术评述板块，勾勒出现代学脉的焦点与走向，少则数千字，长则数万字，往往俯仰时空，提纲挈领，一气呵成，堪称每年学术的年终总结，具有揭示年度学术“纲目”的性质与分量，此为《编年》体例创新的最大亮点。若将每年“学术评述”组合起来，即相当于一部简明现代学术史，期望今后能再作适当整合与扩容，予以独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