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傅惠钧教授的学术专著《汉语修辞、词汇、语法及其互动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语言视域中汉语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项目号：20&ZD298）的阶段成果，也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学科互动的汉语修辞及修辞史研究”（项目号：16BYY115）的结项成果，全书共56.1万字。
一、基本信息
作者：傅惠钧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34787-4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二、内容概要与核心观点
该书在阐述大语言修辞观、重新认识汉语修辞与修辞学的基础上，通过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词汇项和语法项，探讨汉语修辞、词汇、语法及其互动规律。设有四大板块：
大语言修辞概观：在大语言视域中重构汉语修辞学。
修辞与词汇：从互动视角看修辞与词汇。
修辞与语法：从互动视角看修辞与语法。
修辞史论：互动视角的经典个案剖析。
（二）核心观点
该研究认为：
1.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大语言”，即“言语活动”。语言符号是静态符号，修辞符号则是动态符号。语言符号用来交际时就负载了特定的交际内容，于是就成了修辞符号的能指，即“修辞形式”，而特定的交际内容便是修辞符号的所指，即“修辞意义”。修辞，是言语主体借助修辞形式在语境作用下生成修辞意义以有效实现修辞旨意的言语活动；修辞学，则以揭示运用修辞符号有效表达修辞旨意的言语活动规律为其基本任务和研究路向。
2.在大语言修辞视野中修辞与词汇、语法之间的互动是一种本质存在。一部汉语词汇史或语法史，从某种程度看便是一部与修辞互动的历史。词汇、语法修辞化与修辞词汇化、语法化，互动前行，循环往复，推动着语言的发展。
3.修辞是互动发生的原动力；互动，发生在时间的流里。从共时与历时的坐标中作动态考察，是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的基本路径。
4.言语中不完全属于个人而又未进入语言的表达形式是一种“亚语言”现象。它是基于“类比创新”而突破语言常规又不同程度被人重复使用的具有不可推导性（或弱可推导性）且尚未被语言系统接受的表达形式。辞格分为“语言辞格”与“亚语言辞格”。语言辞格在语言层面没有突破常规，其变异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特定的语用格式上；亚语言辞格突破语言常规，形成特定格式。亚语言辞格是修辞词汇化的主要来源。
5.变异性是辞格的核心特征。辞格的变异性体现为体变和用变。变异性存在程度差异，变异性较弱的非典型辞格是“准辞格”。具有变异特征而未形成固定格式的个人临时创造形式是“前辞格”现象。当变异性明显弱化，便退出辞格系统。
6.互动在词汇层面，主要表现为词汇修辞化与修辞词汇化。词汇修辞化是作为语言符号的词汇在修辞主体达成修辞旨意的运作中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程；修辞词汇化是指修辞现象中词或非词的变异形式在历时发展中演变为词的过程，其发展存在初化、熟化、固化三个阶段。修辞与词汇互动发展具有本质性与普遍性。
7.修辞动因是推动词汇、语法演变的原动力。修辞动因是指在修辞旨意符号化过程中，为题旨、意图之有效达成而选择、创新语言符号的驱动力。一种词法或句法因修辞而突破，这种突破又因习用而固化，新的语法便由此而生。因而互动在语法层面同样表现为语法修辞化与修辞语法化。“疑问句末的‘来’”“否定词后置处置式”“你这个NP”等词法与句法结构的演化可以有效证明修辞与语法互动的过程与内外机制。
8.修辞史的发展是在跟词汇、语法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互动中前行的。钱锺书、宗廷虎等汉语修辞史研究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提供了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三、学术新意与理论价值
1.思路拓新
该研究的根本驱动是：如何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打开研究的新局面助力。汉语语言学，无论是词汇还是语法，长期以来受索绪尔学说的影响，严守语言界域，分治意识鲜明，与运用中的语言相分离，制约了研究的视野，而对于修辞学学科属性认识也一直在语言、言语之间争论摇摆，影响其本质的认识。该研究以重新认识汉语修辞学为突破口，建立以“言语活动”为对象的大语言修辞观，修辞观念的这一转化，让词汇、语法与修辞之间（或说体用之间）的本质联系得以突显，为修辞与词汇、语法的互动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将这种关系放到历史的纵轴上来考察，在体用结合的同时，也将共时与历时打通。这个基本思路的确立为沟通不同学科的联系打开了学术空间。宗廷虎将这一研究思路概括为“体用融合，古今一贯”，并大加赞赏。
2.观点创新
前述“基本观点”均为该研究的创新点。有些观点是宏观层面的，带有全局性。如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大语言”，即“言语活动”；修辞与词汇、语法之间的互动是一种本质存在；词汇、语法修辞化与修辞词汇化、语法化，互动前行，循环往复，推动着语言的发展；修辞动因是推动词汇、语法演变的原动力。有些观点是微观层面的，带有个别性。除了前述基本观点所述，再举两例：该研究认为变异性是区分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核心依据，当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现象基于“记述”与“表现”的功能差异跟“常规”与“变异”的表达方式差异存在不一致时，当以“变异性”为依据，功能只作为参考项；修辞词汇化的研究，可以为词典编纂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词条设立、义项增设等提供另一维度的思考。
3.材料求新
该研究不仅注重理论体系的原创性建构，也重视研究材料的原初性发掘，以新的材料证明新的观点，是该研究所努力追求的。该书中绝大多数用例和数据都基于第一手材料。如“和”类连词用于“无论句”P项多认为不规范，质疑声限于材料缺乏说服力，该研究从古今文献中觅得500多个新语例，证明其使用的普遍性和发展性，并通过成因分析无可辩驳地证实其合法性。该研究讨论一种词汇语法形式的历史演变，力求找到源头上修辞化起始用例，以有效证明演化过程，如讨论“定置状位”现象时,从《水浒传》觅得早期用例切实证明了修辞动因在驱动语法变化中的作用。当然，“新”以“实”为前提。
该研究的创新性还体现在“方法创新”上。
（二）理论价值
该研究以“大语言”概念为逻辑起点，建立起一个汉语修辞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之为基础构拟出汉语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型，并形成自具特色的话语系统，具有理论原创性的特点。
1.于修辞学本体研究的价值
继承、发展陈望道修辞思想。宗廷虎在序言中说：大语言修辞观“是对陈望道修辞思想特别是其中‘内容与形式’关系理论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他指出，陈望道意识到“修辞研究要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但是尽管望老在《修辞学发凡》中对于修辞现象的分析与修辞规律的揭示,渗透了这种观念,却并没有从修辞学体系的构建上来突显其‘纲领’的地位。惠钧的‘二级符号体系’的构建,在这方面是一个自觉而有力的推进与发展,对于修辞与修辞学本质的揭示,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为平停修辞属性语言、言语之争提供有效方案。修辞学属性上的语言、言语之争，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争议不断。但无论持哪种主张，都因对象范围的限制，而难以完全实现其理论目标，而在实际研究中也越来越显示各自理论的缺陷。跳出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以其上位的“言语活动”为对象，正可弥补语言修辞学或言语修辞学存在的缺陷，“使传统研究中有意无意将语言和言语割裂研究的思路，还原整合为一体来探讨其本该是一体的运用规律，使修辞研究更具有全面性和深刻性”（宗廷虎语）。因而庶可平停争议，在更高层面实现统一。
2.于学科互动研究的价值
修辞学本体的重构，为修辞与词汇、语法的互动研究提供了有效理论依据。
在修辞与词汇互动层面，“词汇修辞化↔修辞词汇化”循环互动的模式，带有较大的普遍性，以此关照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有效解释。“未亡人”“八卦”“名形兼类词”等个例与类例观察的实效性足可证明。
在修辞与语法互动层面，“语法修辞化↔修辞语法化”循环互动的模式，同样带有较大的普遍性，以此关照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亦可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有效解释。“我炒了一个菜”“X死了”“‘你这（个）NP’”等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也可有效证明。
无论是修辞与词汇或语法的互动，修辞动因的驱动从不缺席，同样，也离不开修辞词汇化/语法化共性规律的制约。
3.于应用研究理论的价值
这一理论延展到应用领域，能为辞书学与语文学提供有效理论滋养和实践依据。修辞词汇化当是辞书学应有的理论要件，可为词条设立、义项排序、义项增设、语例引证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语文教育界呼吁建立语文学并作出积极探讨。语文学的初始模式由上世纪后半叶的“语言教学论”至本世纪初转向“言语教学论”，但从语文教学目标与任务看，均存在不足，大语言修辞观可为语文学的建立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理论模型，“大语言教学论”是未来的一个走向。
作者简介
傅惠钧，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语言视域中汉语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首席专家，双龙学者。主要学术领域为汉语修辞、词汇、语法及其互动，语文规范化，语文教育。著有《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修辞学与语文教学》《汉语修辞、词汇、语法及其互动研究》等；在《中国语文》《当代修辞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古汉语研究》等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十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一般项目3项，省部级哲社重点和一般项目2项。代表作《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基础理论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