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下午，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赵敏俐和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胡先可应邀来到浙江师范大学，于人文学院会议室分别带来了题为“漫谈百年考古对中国早期经典研究的影响”与“唐代石刻研究的新材料与新问题”的讲座。本场讲座由葛永海教授主持，相关专业教师及同学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赵敏俐教授首先梳理了中华早期经典典籍。华夏最早传世典籍为六经，其中记载上古礼仪制度的《仪礼》虽普遍认为成书于春秋时期，但其创作背景与内容来源至今尚无定论，仍是学界亟待探究的文化谜题。紧接着，赵敏俐教授结合考古成果，阐释了丧葬文化与上古礼制的紧密联系。我国考古研究历来重视丧葬遗存发掘，山西陶寺遗址极具代表性，遗址内墓葬严格划分为贵族大墓、中型贵族墓与平民墓葬三类，墓葬布局、等级规制、随葬器物等形制，与《仪礼》记载的古礼高度吻合，印证了上古社会等级秩序，也见证了中华丧葬孝亲文化的悠久底蕴。赵教授依托出土简帛文献，试图打破传统学术固有认知，借助战国郭店简的《老子》，推翻近代学界认定其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观点，证实该典籍源流可追溯至春秋末期，理清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增补修订的演变历程。通过安大简《诗经》与传世版本对比可见，先秦文献受方言差异、口头传述、手写抄录影响，存在用字、语序、释义等诸多不同，尽显早期文献流传的复杂性。
随后，赵敏俐教授指出，以往仅靠传世文献考证古史的研究方法存在明显局限，诸多无文字记载的上古文明，皆可通过考古发掘得以证实，三星堆文明便是有力佐证。研究上古历史不能仅凭现存史料妄下定论，未见记载不代表历史未曾发生，考古实物是还原早期文明最可靠的依据。同时，看待古代史书典籍应贴合时代背景，摒弃以现代思维片面评判古人记载，从客观理性的视角解读历史。
胡可先教授则围绕“唐代石刻研究的新材料与新问题”这一主题展开分析。他首先介绍了《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等四部代表性著作，这些成果均以新出墓志为核心材料，通过文献与实物互证，揭示唐代文学生态的多面向，其著作先后斩获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研究成果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重要荣誉。
接下来，胡教授围绕诗人墓志整理、文学家族研究、文学体制研究三大核心板块展开。在诗人墓志整理方面，胡教授回顾了从清代金石学至近现代的墓志整理历程，重点介绍了《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贞石留芳：唐代诗人四十家墓志疏证与研究》的编纂思路，强调以墓志文本为基础、以诗人作品为中心的原则，采用了“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在文学家族研究部分，胡教授以《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为例，阐述如何透过墓志文献，探讨唐代文学家族的家风、学风与文风传承，揭示了从南北朝门阀士族到唐代科举家族的历史转型轨迹。针对墓志与唐代文学体制研究，他系统解析了墓志铭的多元载体，包括实物形制、文本内容、书法艺术，结合颜真卿、徐浩、柳公权等唐代书法家的墓志铭实例，分析了墓志铭的文体特征、书写规则与程式化特点。
最后，胡教授聚焦墓志研究的新材料与新问题，结合陈寅恪、饶宗颐等学者的学术观点，提出学术研究应“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并分享墓志研究的三个层面：发现新材料、利用新材料、既发现又研究新材料。同时，他还强调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培养材料敏感度、凝练学术专题的重要性，为在场师生提供了清晰的研究路径。
在讲座尾声的互动问答环节，现场师生踊跃提问，围绕古史研究思维、唐代山居文献发掘、新材料获取渠道、墓志真伪鉴别与残缺文本处理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互动环节氛围热烈，答疑针对性强，为在场师生破解研究困惑、明晰治学路径提供了宝贵指导。至此，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章可欣 / 图：史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