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上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文学评论》《红楼梦学刊》编委周绚隆教授应邀到访浙江师范大学，于人文学院会议室作题为“日记文献的私人属性及有限视角”的专题讲座。本场讲座由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学院实践教研室主任高玉平老师主持，相关专业师生到场聆听学习。
讲座伊始，周教授从文献阅读的基本方法谈起。他提出，要将文献阅读视作一场信息交换，体察作者的心境、立场与身份，以此体会文字背后的深意。周教授告诫在场学子，在处理文献信息时，须保持严谨的态度，务必厘清字句、通读全篇，切忌断章取义；依据网络检索所得的内容，必须回归原始典籍并结合社会背景进行考证，以防误读。他以“房书”一词为例，该词实指六房书办，却被误注为科举墨卷，令人警醒。
其后，周教授切入讲座核心，提炼出了日记文献的两大特征。一是“私密性”，日记多为作者的自我抒发，不为外人所写，保障了其真实性。二是“连续的日常性”，逐日记录的形式使日记能够反映长时段内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人们的精神状态。他进一步区分了文献在学术研究中“支撑性”与“支持性”这两种不同的功能，并以吴宓研究的实践加以阐释：吴宓日记是支撑性文献，记录了他的精神世界；而相关书信则起到支持作用，将其与日记对读方能让研究更加立体深入。
最引人深思的是周教授对“有限视角”的阐发。他借用侯峒曾家族日记对此进行解读。日记记载了顺治年间江南士人心中的国家责任与家庭担当，然而对照清代朝廷档案却能发现，侯峒曾最终被“就地直接处决”，甚至未使用“正法”这一表述。个体所坚守的理想与信念，在朝廷档案中被一笔带过。这种巨大的落差，唯有打破日记的个人视角，将之置于更大历史背景中方能显现。周教授援引阿加莎·克里斯蒂“分剧本”的比喻进一步说明，想要读懂一个时代，就必须整合、参阅不同人的“分剧本”。
讲座最后，周教授将视野延伸至方志文献。他点明方志是面向地方的公开文献，日记则属于私人文献，但在宏大的历史研究中，二者均以补充佐证为主，属于支持性文献。与此同时，方志文献的真实性也会受到编纂者立场、权力与话语权等因素的影响。周教授特别提及清初方志文献对明清鼎革之际忠烈表述的谨慎、南方与北方在家族史意识上的差异等问题，为在场师生打开了新的研究思路。
互动交流环节，现场师生踊跃提问，围绕“在其他材料充足的情况下如何定位日记文献的作用”“如何甄别日记文献中富有价值的信息”“当下的公众号、朋友圈等社交平台的动态在未来是否会成为新式‘文献’”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周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验细致解答，认为文献的核心不在于文体，而在于信息；研究者不必自我设限，不论何种形式的文献，都是探寻历史真相的重要载体。本次讲座案例丰富、剖析深刻，不仅拓宽了大家对文献的认知视野，还梳理了日记、方志等文献的价值和使用逻辑，传递出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给在场师生带来了诸多启发。至此，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潘安吉 / 图：史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