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杨博教授应邀于人文学院北山厅为师生们带来一场题为“出土文献所见秦至汉初的典籍与治道”的讲座。本次讲座由符奎老师主持，相关专业师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杨博教授从简牍实物出发，结合大量考古案例介绍竹简、木简的物质特征，对比干简、湿简在保存条件与整理保护难点，讲解编绳、划痕、墨书编号等对散乱简册复原的重要意义。杨教授根据考古出土材料还原战国秦汉典籍的原始面貌，点明在纸张尚未普及的时代，古书大多以单篇的形态分散流传，传抄过程中存在汇编聚合、增删改写的现象。
紧接着，杨博教授以秦代为例阐释“禁绝型”模式。杨教授指出，书同文是保障全国文书行政高效运转的基础，律令、算术、医药这类服务国家治理的实用典籍得到官府保留，而诸子百家相关典籍则被收归秘府。杨教授认为，焚书的要害在“禁”而不在“毁”，知识传播由此从公开讲习转为秘府典藏。
随后，杨博教授谈及汉代的文化转向。挟书律废除后，知识管控趋于松弛，基层行政制度虽大多承袭秦代旧制，但官方主动搜集民间散佚古籍，六艺与诸子类文献从防范对象逐步转变为建设资源。杨教授还提到，随着篇题的出现，书籍文献的编号方式由干支次第转为数字排序，其序次编排最终定型。在知识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相互成就下，典籍形态从开放走向闭合，最终走向固定定本。
最后，杨博教授提醒在场学子，开展古史研究不能简单以后世的学派、典籍分类观念来倒推出土文献，而应当立足出土实证材料推导历史认识。
讲座互动环节，杨博教授就文献流变、简牍版本校勘、秦代制度的执行实效、简牍释读等问题作了细致的解答。
讲座尾声，符奎老师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本场讲座以简牍新材料为切入点，由微观实物问题通向国家治理的宏大议题，充分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研究魅力。符奎老师勉励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重视一手出土材料，学会从小问题着手思考宏大历史命题。
至此，本场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金雯纹/文 舒亘宁、王晶晶/图 来源：人文融媒体中心）